插队轶事：逃票兄弟，难忘的人生教训

插队轶事·逃票兄弟

■孙怀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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插队时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逃票。第一个吸取人生教训的人就是逃票。至今我忘不了的是我的逃票兄弟。

他叫亚鹏，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，也是同一个队的。他村的土地和我村的土地接壤，我们干活的时候会碰到。他长相滑稽，鹰钩鼻，小眼睛，但为人慷慨，言行有据。他喜欢读书，我一直认为他说话小心翼翼与读书有关。

我们冬天挖完河就回家了，只带了半张票。一遍又一遍地讨价还价，以逃避票价。

逃票是指无票乘车。当时很多知青都是这样。他们缺钱，也没有钱。每天早上有徐州到县城玉溪口的专车，晚上有到合肥的专车。费用是5元单程40美分。当时5块钱很多，但我们买不起。妈妈每次只给我寄5块钱去市场、理发、盖邮票，还不够一张火车票。关键是人不能静下来，时时刻刻想家。他们在家里有父母的保护，所以生产队和家人来来去去，即使他们也没有想过逃票。

2 短途车票6毛钱就可以上车。临近过年，车上挤满了人，淮北老乡抽着干烟斗冒着烟。我很紧张，毕竟我是无票出行。坐在我对面的人问我，你是学生（知青）吗？我很震惊。他已经成为了同村人。他穿着一件没有扣子的棉袄，上半身敞开着，腰间系着一条布带，所以还是能被认出来的。我说什么了？他说你看你的黄色书包和你的头发有多少英寸就知道了。黄色书包从红卫兵时代起就一直伴随着我。当时，里面贴满了毛主席语录。现在里面装着半袋秋天的新黄豆。我回家过年让妈妈发豆芽或者磨豆浆的时候用。

慢火车真的很慢。中午到达宿县的淮北、遂溪、符里集。查完票后，女售票员和警察从车厢两端向中间检查。女售票员气质优雅，警察也很帅气，但他们看上去都端正端正地执法。不出所料，中午人流高峰，之后就不再进行检查了。

逃票有时更容易，有时更难，这完全取决于机会。机会是运气在时间和空间上留下的位置。能不能得到就看你适应变化的能力了。我把黄色书包放在行李架上，静静地站在车厢过道里等待机会。

如果有机会，检票的人就会背对着过道躲过去，票就会逃走。亚鹏很聪明。女售票员刚刚背对过道，他就在女售票员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一闪而过。他站在离我一排的座位上，不断地看我，让我照做。

一念之间出差错的事情很多，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因为胜败而付诸东流。我伸手从行李架上取下黄色书包，希望能像亚鹏一样跟着女售票员转身。但有时，问题就出在黄色书包上。

“站住。”他大喊一声，转身就被一个满脸怒容的男人一把抓住。他既不是警察，也不是列车员，而是一位穿着军裤的中年男子。我丢下黄色书包，抓住他的手腕，我们双双跌倒在车厢地板上。人们聚集在我周围，我被控制了。中年男子气喘吁吁地告诉女售票员，他是小偷，偷了我的包。我赶紧看着被遗弃在地上的袋子，心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。那是一个黄色的军用包，但绝对不是我的，因为没有黄豆掉出来。

额头肿得很厉害。有黄豆的话重量就不一样，为什么不称一下呢？没有票坐公交车，拿别人的包，怎么解释清楚？女售票员根本没有看我。她用票夹指着我问：“票？”这种不屑一顾的眼神，让人很难通过。我摇了摇头，周围顿时充满了喊叫声和殴打声。

李亚鹏来了，推开几个人，走到女售票员面前，指着我，厉声说道：“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，我们是插队的知青，没有买票。”票，但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。”

没想到，亚鹏的大度和正直，还有城市学生稚嫩的声音，居然让女售票员的脸色变得愉悦起来。她收起文件夹，看看亚鹏，又看看我。她一定是改变了之前的立场，被亚鹏的话感动了。 “我们是插队的知青”就像一句惊心动魄的宣言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来的。

我赢得了广泛的同情，叫嚣停止了，指责也停止了，就连指责我的中年男子也缓和了怒火。是的，看看我的长发。我明明是一个知青，忙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连理发都懒得理。我怎么可能是小偷呢？我醒来，想起我的黄色书包，里面装着黄豆。女售票员摆摆手，说赶紧去找。我抬头看到了它。我一拉手，黄豆就如雨点般倾泻而出。

女售票员根本不关心我们。火车是晚上到达合肥的，我们从货运出口走出车站。 50年前，车站前的胜利路灯火通明，小吃店林立。我摸了摸口袋，问亚鹏，要吃碗面吗？他想了想，坚定地说，该回家吃饭了。我说肯定是女售票员家里有人插队的。李亚鹏表示，这是一个误会。被人误解为小偷是很可怕的。如果不是亚鹏伸张正义，很难说误会会如何持续下去。

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因逃票而造成的视听混乱。我当时有点害怕，不过很快就过去了，但我并没有吸取教训，继续逃票。我在济南、郑州、上海都轻松逃过票价。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。我当时就是那种到工厂逃票自尽才罢休的人。

亚鹏后来继续上学，毕业后在农机部门工作。招募结束后，我去看他玩。当我们谈起逃票事件时，我们笑得泪流满面。我说那个女售票员人很好，就让我们俩下了车。他说知青都是穷孩子，大家都很同情她。

1980年代初期，他作为外援前往尼日利亚，接受苗木培养。他写了一封信，谈到了非洲丛林中的一些场景。他知道我喜欢旅行。但没想到几个月后我就发烧了。病毒来势汹汹，我连自救的机会都没有。从发现到结束一共花了10个小时。当使馆的医生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手足无措了。那时，他国家的孩子刚满一岁。

该死的非洲丛林热！

（原文发表于《安徽文学》2011年第02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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