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地摊禁令后，摊主们的故事：谋生、娱乐与退休生活的选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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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禁止摆地摊后，很多人选择退出这股热潮，但也有一些人仍在继续讲述自己的摆地摊故事。

钛媒体编辑丨孙林辉

6月初，在总理的称赞下，“地摊经济”火遍中国，充斥社交媒体。据统计，合肥、厦门、长沙、南宁等27个城市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，不少城市划分了地摊区域。 （查看钛媒体往期文章→《》）

“地摊热”出现一周后，北京等地再次重申“禁摆地摊”，让“地摊热”遭到冷落。

钛媒体图片《在线》第105期连续四天走访北京街头，寻找散落在城市角落的摊位：摊主们出于不同的目的摆摊。有些人这样做是为了谋生，有些人只是为了娱乐，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打发退休后的时间。

在得知北京不允许摆地摊后，很多人选择退出这股热潮，但也有一些人仍然继续着自己的地摊故事。

6月4日18时33分，晚高峰到来。北京国贸地铁站附近，媛媛（右二）和小兵（左一）在路边摊向路过的顾客介绍珠宝。

媛媛坐在自己的板凳上，拿起耳环戴在右耳上，给顾客看：“我们的进货渠道都是大品牌，这个价格在商场里绝对买不到。”

媛媛曾经是一名牙医，她的搭档小冰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。他们都是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。这是他们辞职进电商后第一次摆地摊。

黄色的桌布上摆满了各种小饰品。媛媛说，设置桌布不仅仅是为了美观，也是为了“如果有人来检查，你可以立即包起来，快速逃跑”。

媛媛告诉钛媒体，虽然“地摊经济”已经搬上荧屏，但他们“没有把握”，不知道能否落地。

媛媛和小冰正在拍摄短片。他们表示，摆摊不是为了在街上卖货，而是为了拍摄视频和直播，利用短视频为网店吸引粉丝和流量。短短几个小时，就有三名路人向他们询问货源情况。

钛媒体已经加入了十几个“北京地摊信息分享群”，每个群的成员在40到300人之间。这些组中出现的大多数广告都是供应广告。

当部分群组人数超过200人时，群主会将群名从“地摊信息共享交流”改为“电商内购优惠券”。

6月6日，城管人员出现在北京三里屯，责令二白（化名）立即关闭摊位回家。

二白，64岁，北京人。几年前退休后，他觉得很自由，萌生了分享自己画作的想法，于是他开始摆摊出售自己画的扇子。

二白住在三里屯附近。他在北京拥有三套公寓，每月有9000元退休金。摆摊纯粹是一种爱好。他平日在地铁口摆摊，周末则在三里屯摆摊。

二百的顾客大部分是年轻人。他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。他觉得和年轻人接触，自己的心态也会变得年轻起来。 “有的年轻人买我的画还夸我，我很高兴。”

摆摊遇到外国人路过，二白就会挥舞着扇子，用英语喊：“二十块钱，买一个？”

6月6日，二白刚卖完一台风扇，城管队员就出现了。二白道：“我们现在不是在提倡地摊经济吗？”城管大声回复：“北京已经辟谣了，不准摆地摊，如果不服，我就执法。”

在城管队员的催促下，二白收完了摊，把装满的粉丝绑在自行车上，准备回家。

6月6日，振福在北京团结湖地铁站附近的一个三轮车摊位练习书法。

和二白一样，振福（化名）已经退休，喜欢写作和画画。他的摊位是一辆三轮车，车头挂着一块用黄布做成的“招牌”，上面列出了他销售的产品：耳机、充电宝、风扇、字画。

振富根本不关心自己有没有生意。他更享受的是退休后还能做点事情。

6月7日，小七和他的T恤摊位在北京朝阳公园门口。

小琪今年27岁，来自内蒙古通辽。在北钓的第九年，他当过营业员，当过密室逃脱的真人NPC，还创业过，开过儿童游乐园。目前，他在剧院工作，负责管理舞台道具。

受疫情影响，剧院尚未复工，公司从1月份开始降薪。他原本的月薪7000元，现在只拿到2000多元。

对于小七来说，2000多的工资，连房租都交不起。加上日常开支，他每个月“不但没钱还负债累累”，只能尽力维持收入。北京生活。

小七想送外卖，但因为没钱买车而放弃：一千块钱的车续航里程太差，两千多元的有轨电车他也不敢买。吃饭、房租的钱他都得留在手里，“不敢乱花一分钱。”

小七还尝试应聘餐厅服务员的工作，但他发现很多餐厅都在裁员，于是他开始打零工。

小七摆地摊带来的行李箱里装着出售的衣服、摊位和灯。

经过多方尝试，小七于5月12日开始通过直播和摆地摊卖衣服。

他关注微信群和各种渠道的摊位信息，寻找合适的地方摆摊。他每天下午3点出发，晚上10点左右就关门了。

在最好的一晚，他卖出了 5 件 T 恤。最糟糕的一个晚上，他根本没有开门。

6月7日19时54分，在北京朝阳公园门口，肖琪向客人介绍T恤。

小七晚上摆地摊，白天在家做直播。他在快手上拥有超过500名粉丝。经过一个多月的直播，他卖出了27件T恤。

他直播的时候，直播间里通常只有几个人，最多的时候有60人。最有效的一场直播，他卖了8件，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卖不出去。

小七仍然坚持做直播，每次最少2小时，最多8小时：“即使没有人看，我也要坚持做下去。做起来可能会有收入，但我一定会做。”如果我不这样做，就没有收入。”

6月7日，北京朝阳公园门口的摊主。

为了创业、建游乐园，小七欠下了一笔贷款。为了还钱，他利用各种贷款平台向西补。最终欠下的金额达到了20万以上。

27岁的他没想到自己会变得如此“落魄”。他不但没能实现当初北漂时定下的“努力赚钱，回老家在城里买房”的目标，还负债累累。

六个月来，从每个月的18号开始，小七就不再想看手机了。每次听到短信，他都不用点开，就知道是还款提醒。因为逾期了，他的不良记录已经在信用报告上了。

这六个月来，他一直不愿意多花一分钱。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生活回到正轨，吃上一顿好饭。

面对困境，小七除了摆地摊、直播之外，想不到其他解决办法。他感到无能为力：“眼前的墙似乎被堵住了，金钱和未来都变得模糊了。”

6月7日，北京朝阳公园地铁站附近，刘军和他的小吃摊。

刘军（化名）来自河南，在北京谋生10年。 2019年之前，他一直靠卖菜为生。 2019年初，他开始在地铁口推着一辆卖烤冷面、煎饼的餐车。

刘军每天早晚两次摆摊，早上5点到8点，下午3点到11点。摊位结束后，他要骑40分钟的车才能回到五环外的出租屋。每天回到家已经是12点多了。

刘军每天的营业额为200至400元。他说，摆地摊可以养家糊口，但他经常要面对城管执法，有时他的车会被搜查、罚款。

刘军在家乡有三个孩子：大女儿24岁，今年刚刚大学毕业，正在找工作；大女儿今年24岁，今年刚大学毕业，正在找工作。二女儿今年要高考了；小儿子正在上高一。

柳俊站在大排档前招待客人。

刘军说，孩子们都是他努力奋斗的动力。他这些年一直在国外打工，就是为了供养孩子，让他们能够好好读书，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。

“北京管得很严。”刘军说。他最怕的是被罚款。去年他被罚款8次，其中两次发生在同一周内。 “周五被抓了，罚款1000元，第二天就换地方了。”谭又被抓了，罚款一千。”

柳俊叹了口气：“摆地摊真不容易，气得我想哭，那一周赚的钱都不够交罚款的，一时之间，我真的不想了。”继续住在北京。”

6月7日，北京大柳树跳蚤市场，黄叔叔坐在自家的二手服装摊位上。

黄叔叔双手撑着伞，静静地看着顾客在他的摊位上挑选二手衣服。中午气温高达36摄氏度，他时不时地扭动帽檐擦擦额头上的汗水。

口干舌燥，只有在极度口渴的时候，他才会拧开水瓶盖，喝一口水润润嘴唇。由于附近没有厕所，他不敢喝太多水。

黄大爷今年77岁，河南人，定居北京30多年。他目前已退休。他每天早上8点摆摊，一直营业到下午4点

黄叔叔正在角落里数钱。一件二手衣服要20元。生意好的时候，他一天能卖5件，生意不好的时候，他一天开不了店。

黄叔叔说，他一个人住，不常见到孩子。他有养老金，退休后仍坚持摆摊。他要“趁着还能动的时候，继续摆地摊给自己挣钱，以免耽误孩子”。

6月7日中午，北京大柳树跳蚤市场，两名摊主躲在雨伞下。

黄叔叔没有智能手机。顾客买衣服时，先把货款转给隔壁的摊主。隔壁的摊主随后将刚刚在微信上收到的钱兑换成现金交给他。

黄叔叔很受欢迎。邻居摊主经常免费给他换钱。常有顾客来买东西时问他：“最近膝盖疼吗？”

黄叔叔不抽烟不喝酒。他说：“摆摊赚的钱足够养活自己了。”

6月7日，斯琳的珠宝摊位位于北京朝阳公园门口。

斯林来自四川，断断续续地在北京呆了8年。她做过清洁工、服务员、美容师和花匠。

当斯林看到微信朋友圈里火爆的“地摊经济”时，很感动。她一直梦想拥有自己的小店，但开店初期投入巨大，她知道自己暂时没有能力实现。

在她看来，摆地摊就是创业，这个卖发夹的地摊就是她的流动店铺。虽然每天都要走来走去，但她一点也不觉得辛苦。她摆地摊有更多的空闲时间，赚的钱“不亚于给别人打工”。

6月7日，在北京朝阳公园门口，一名卖口红的摊主正在试穿手臂上的口红颜色。

斯林觉得给别人打工就像一头磨刀石的驴子。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，简直就是苦差事。他没有自己的主见，月底只能拿到两三千元的死工资。但当他开始自己创业时，他就像一匹自由的马，不需要被固定在一个圈子里，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外面的新事物。

“出去一天，一定会有所收获，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。”斯琳告诉钛媒体，摆摊可以算是她积累经验的一种方式，是一个积累的过程。

斯林在北京没有多少朋友。她喜欢和顾客打交道，通过摆摊的微信群，她可以结识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。她表示，与不同的人交流可以开拓自己的创业思路。

2017年，斯琳还在家乡摆了一年地摊。那是在购物中心旁边的步行街上。摆摊时，她8个月大的孩子在附近推着一辆手推车陪着她。

今年5月，斯琳和丈夫从家乡回到北京。受疫情影响，他打工的花店关门了，斯林也失业了。为了赚钱，她开始关注各种工作。当她在朋友圈看到“国家鼓励地摊经济”的消息时，她就行动起来了。

6月1日，斯林前往燕郊小商品批发城购买了5000元的商品，包括耳环、项链、发绳、发夹等饰品，以及一些儿童玩具和小扇子。

斯林刚刚摆了两次摊，就看到新闻说：“北京不允许摆地摊，将加大执法处罚力度。”但她还是决定硬着头皮“坚持”。 “货都进了，必须卖完。”

斯林冷静回想，意识到“网络很可怕”。 “摆地摊”刷遍了社交媒体。她似乎被“洗脑”了，没有多想就去买货了。

刚来北京时，斯林给自己的打算是攒钱回四川开一家小店。一家人会在城里生活，他的孩子也会在城里接受良好的教育。

但现在看来这些都太遥远了。目前最重要的是继续摆摊，把价值5000多元的批发货加工完。但随着近期北京疫情的恶化，她只能推迟继续摆地摊的计划。

6月7日，北京朝阳公园门口，一名摆地摊的女士坐在一辆劳斯莱斯内。

6月7日，朝阳公园门口聚集了一些路边摊，其中这辆劳斯莱斯所在的摊位最为繁忙。路人纷纷驻足拍照、录像，记录下这个高规格的摊位。

一位劳斯莱斯车主夫妇带着儿子摆摊出售闲置玩具。他们说这是为了带儿子体验生活。

有路人评论道：“开得起几千万的劳斯莱斯，还这么辛苦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权利抱怨呢？”有路人表示，“一看就是炒作，或者是闲着没事找事做。”

6月7日，北京朝阳公园门口，一名小孩喊着自己的摊位，引来路人围观。四天之内，钛媒体在线在北京街头看到了五个亲子摊位。无一例外，家长们带着孩子去卖闲置玩具。

6月7日，北京朝阳公园门口，摊主们在夜间自设灯光。

钛媒体在朝阳公园门口与一些摊主聊天。他们大多是被“地摊经济”吸引，出去摆地摊。

有的人摆地摊是为了过上地摊瘾，而有的摊主则表示，“挣不挣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叫老板”。

摆摊几天后，有人觉得“摆摊太辛苦了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天热的时候，口罩里全是水。”还有人摆摊两天没赚到钱，却在其他摊位上花了几百块钱。

最有特色的摊位是语言教学。摊主现场教陕西话、闽南话，只要一元钱。

6月7日，顾客在北京朝阳公园门口的路边摊购物。

一些在路边摊购物的路人告诉钛媒体，这样的业态看起来很热闹，在北京很少见，让人感觉新鲜。也有人表示，货比三家后，觉得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。

一位路人认为，地摊商品虽然便宜，但一旦部分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，或者出现食品安全问题，维权就很难了。

6月5日，北京成寿寺地铁站附近，摊贩摆摊出售口罩。

钛媒体随机采访的实体店老板中，不少人表示，在疫情、网购、直播电商的冲击下，实体店变得困难起来。如果摆地摊的人多了，就会给店里再添一拳。

据媒体报道，地摊经济升温后，大连夜市一夜爆红。但由于占用道路、摆摊造成交通拥堵、破坏城市环境等问题，被紧急关停。

6月5日，北京成寿寺地铁站附近，一名专业摊贩站在他的袜子摊旁。对于那些靠摆摊谋生的人来说，一定要保持警惕，不要让媒体的关注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6月5日，北京国贸地铁站附近路口，摊贩正在兜售商品。

6月4日，北京国贸地铁站附近的摊位上，一名商贩在出售红薯。

这位红薯摊贩告诉钛媒体，她曾因摆摊而接受采访。虽然没有被罚款，但“差点被拘留”的经历让​​她感到害怕。

从此，无论她在哪里摆摊，她都会时刻保持警惕：“我负责卖红薯，老公在旁边帮我看东西。”

（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，钛媒体摄影师/编辑孙林辉/陈铮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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