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允和与周有光的爱情故事：从相识到相恋的百年传奇

周有光，起初学习经济，之后致力于语言研究，他被称作“汉语拼音之父”。身为经历了百年世间变化的“四朝元老”，周有光给人的最大感受便是在面对各种变化时都能保持镇定、毫不惊慌。

张允和是鼎鼎大名的合肥四姐妹中的一员。她在张家的排行是第二，被称作“最后的闺秀”，而张家的人亲昵地叫她“小二毛”。

张允和：

我和周有光是怎样相识、相知、相恋的？

1925 年，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和我在乐益学校是同学。她比我小两岁，进乐益时刚十四岁。两家的兄弟姊妹经常相互往来。我们认识之后有四年时间都没有来往。我考上中国公学来到上海，而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。他回到杭州后，一次他的姐姐到上海游玩，他借着询问姐姐的情况给我写了第一封信。

我拿到这封信后吓坏了，不知该怎么办，就把信拿给一位叫胡素珍的年龄稍大的同学看，让她帮我拿主意。她看过后很沉稳地说：“嘿，这没什么特别的呀，人家规规矩矩给你写信，你不写回信反倒不妥呢。”从那之后我们开始通信，暑假我回到杭州，再次见面时，我和他都不像以前那样自然了，脸上仿佛罩上了一层淡淡的羞涩……

偷听的和尚

1931 年我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。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。这期间正是我们的恋爱季节。

一个冬日的周末，我们在灵隐相聚。那天天气十分寒冷，我身着一件样式颇为考究且带有皮领的大衣。在登山的途中，我们轻声交谈着，然而始终都不敢手牵着手。有一位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的身后，我们往前走，他就跟着往前走；我们停下，他也跟着停下。随着我们交谈的声音越来越小，他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近。真的是太不识趣了！我们走累了，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了一块树根，这块树根能容下两个人坐，我们便在上面休息。老和尚也侧身坐了下来，凑近有光，低声问道：“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？”有光笑着回答：“来了三年了。”接着他说道：“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。”他的好奇心至此得到了满足。

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。

尽头日子

爱情宛如一棵甜果树，历经八年，如今花开叶绿，到了该结甜果的时候。1933 年，两个满是新思想的年轻人，自然是要举办一个新式的婚礼。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朋友能够参加，我们挑选了一个周末的日子。二百张喜帖被印制出来，大姑奶奶是张家女眷中最为年长的，自然要首先将喜帖送给她。姑奶奶查看帖子上的日子，接着吩咐把皇历拿过来查看。一查，果然出现了问题：“不行啊，小二毛，这个日子不行，它是尽头日子（阴历的月末），不吉利呢。”没办法，我们只得顺从，选了一个远离尽头日子的礼拜六，先不印帖子，然后把选好的日子报告给大姑奶奶，大姑奶奶点着头表示“这个日子很好”。我们印了二百张喜帖并发了出去，这是第二次印喜帖。我们心中暗自觉得好笑。我们所选中的日子正是真正的尽头日子，那就是 1933 年 4 月 30 日。并且，姑奶奶躲避的是阴历尽头，而我们选择的是阳历尽头。

家里的干干（保姆）不放心，于是拿了我和有光的八字去让算命先生算。算命先生讲：“这两个人都无法活到三十五岁。”

1933 年 4 月 30 日，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我坚信，当旧的事物走到尽头之时，新的开始便会随之而来。

佳期

在荒野中行走的人见到马蹄印时会激动不已，而能亲身体验到这种激动心情的人很少。马走过的地方，有路，有水，有草，有人，有生命，有幸福……

婚礼的桌椅被布置成幸福的马蹄形。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，有两百多位来宾。这些来宾让这马蹄形不再属于荒漠。青春和热情如同一匹越起腾飞的骏马。我和有光并肩站着，面对这幸福的马蹄形。我们心中默念着“我愿意”。

证婚人是我的恩师李石岑先生。仪式较为简单，然而却令人终生难以忘怀。有一个十四岁的白俄小姑娘哥娜进行钢琴弹奏；我的小四妹充和演唱昆曲《佳期》，顾传玠吹奏笛子为其伴奏。留下来吃饭的客人恰好有一百位，再加上新郎和新妇，以两元一位的价格享用西餐，总共是一百零二位客人。

结婚前，周有光在信里表达出了一些忧虑，他说：“我自身很贫穷，担心无法给你带来幸福。”我则回了一封长达十张纸的信，信中所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，那就是：“幸福需要自己去进行创造。”

我们并非处于“私订终身后花园”的情境中。然而，我时常怀着浪漫的情怀，想象着“落难公子中状元”的场景。我坚信，自己选中的如意郎君必定会有所成就。

我从小就手脚麻利、嘴巴利索、思维敏捷，被称作“快嘴李翠莲”。这次又展现出了最快的速度，张家有十个姊妹兄弟，而我是第一个披上婚纱的。

长崎丸

父亲不太擅长理财，对于钱和物从来都不进行清点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比以前差了很多。因为从小受到父亲的思想品格的影响，我本来就不打算在婚姻大事上依靠家庭，而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事。我只是定制了一件婚装，没有准备婚纱，还搭配了一条水钻的项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在银行工作的表叔在清理账目时，意外地发现父亲在汇丰银行还存有两万元钱，然而父亲却早就把存单弄丢了，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有了这笔“意外”的收入，父亲给我两千元作“嫁妆”。

我们未用这笔钱购置任何家产。婚礼花费了四百多元。同时，我们收到了八百元的贺金。

10 月份，凭借父亲给予的这笔钱，我们离开了家人，暂时分别。由此，我们实现了自己的留学梦，那是充满光明的，也是属于我的留学梦。随后，我们登上了前往日本的“长崎丸”。

出发时，上海吴淞口挂着三个球，这表明有大风浪。在一路航行中，险情不断。我根本顾不上紧张，只是不停地翻江倒海，剧烈地呕吐。谁能想到会遭遇更大的危险呢，那就是船遇到了大风。一时间，船失去了平衡，煤都倒了出来，几乎要失火，于是紧急呼救。原本船应该停泊在东京湾，然而在救护船的帮助下，我们在神户下了船。1912 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事件，刚好过了二十一年。那时人们仍心有余悸，这几乎又是一场惨剧。这场惨剧的主角不是豪华客轮，所以关注它的人要少得多。

在陆地上，我一直在不停地呕吐，而且吐得一塌糊涂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一个新的生命，我的小宝宝陪着我经历了这一场惊吓。

4 月 30 日的第二年，我们的儿子周小平平安地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多年来，我常常自豪地说“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”，大家听后都笑我，这时我才想起自己忘了说“第二年”。

文章节选自《曲终人不散》

周有光：我的妻子张允和

妻子允和

张家四姐妹名气很大。她们在中国有很大影响，在外国也有很大影响。前几年，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《合肥四姊妹》。

张家作为一个大家，起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。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参与打仗而崭露头角的。“张家”与“李家”处于并列的地位。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，按照清朝的规定，大官可以回家守孝三个月。在李鸿章回乡守孝（即丁忧）期间，他的职务由张树声代为履行。

张树声担任过重要官职，曾担任直隶总督、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。因此，他的下一代也在仕途上取得了显著成就，到了第三代，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出生于清朝末年，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。他深知家中拥有财富和地位，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，于是决定离开安徽，前往苏州创办新式教育。

1921 年他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学校，并且办得很成功。他与蔡元培、蒋梦麟等当时许多知名的教育家成为朋友，这些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。

他拒绝接受外界的捐款。别人在想方设法寻找捐款，而他却恰恰相反，即便有捐款也不会接受。当时曾有一个笑话，他的本家还嘲笑他说：“这个人极其愚蠢，钱不用于自己的儿女，却用在别人的儿女身上。”实际上，他在当时是比较先进且开明的，他的财产专门被用来兴办教育，他对下一代的主张是，自己的钱只用于儿女的教育。

我的老伴有十个兄弟姐妹。其中有四个是女性，她们被称为“张家四姐妹”。这“张家四姐妹”接受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，既接受了新的大学教育，传统国学的基础也较为扎实。叶圣陶曾在我岳父的学校教书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，谁要是娶了她们，都会幸福一辈子。”

有趣的是，我们家的家境开始衰落，而她们家的家境则在上升，这都与太平天国有关联。我的曾祖父先前在外地担任官职，之后回到了常州，那时他很富有，开办了纱厂、布厂和当铺。长毛（太平军）到来后，清朝没有制定一个抵抗长毛的计划，本地的军队联合起来进行抵抗，城里与外界无法往来了，而城里的经费是由我的曾祖父提供的。长毛打不进来后就离开了。他们打下南京并成立了太平天国。隔了两年，他们又来攻打常州，并且成功打了下来。我的曾祖父因之投水而死。太平天国灭亡之后，清朝封给他一个官，即世袭云骑尉。世袭云骑尉意味着死后会给子孙世袭很多钱财。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在外面，等打完回来，无需做官，每年却可以领到很多钱。一直到民国时期，这种情况才没有了。原来的当铺和工场地皮依然存在，大部分房子被太平军焚毁。随后，这里的房产逐年出售，一处接着一处，历经数年才售完。当时家里的规模依然很大，我的父亲是教书的，仅靠他的收入要维持如此庞大的一个家庭显然是不够的。后来，我的父亲自己开办了一个国学馆，收入不算多，维持一个小家庭还可以，但要维持一个大家庭则肯定不行。这样一来，就变得贫穷了。所以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是最为穷困的时候，甚至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无法拿出来。

我们两家都在苏州。我的妹妹叫周俊人，她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。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，她常常来看我妹妹，还到我家来玩，于是我们就相互认识了。在放假的时候，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和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一起玩耍。苏州最好玩的地方是从阊门到虎丘。近的可以到达虎丘，远的可以到达东山。这里有很多条路，还有河流。人们可以坐船，也可以骑车，还可以骑驴。骑驴到虎丘非常好玩，并且没有危险。这样一步步前行，没有那种冲击式的恋爱过程。

年轻朋友放假时能在学校里玩耍，打球很便捷，场地大小也较为适中。他们家的风气十分开明，孩子们有属于自己的朋友，上一代也有上一代的朋友，在那个时期是极为自由和开明的风气，丝毫没有受到拘束的模样。我不是独自前往，而是和几个人一起去的。

张家四姐妹在小时候学习昆曲。过年过节时赌钱、喝酒这种行为，张武龄并不喜欢，他觉得让小孩子学昆曲比这些要好。起初小孩子觉得学昆曲好玩，之后便越来越喜爱昆曲，昆曲的文学魅力十分吸引人。昆曲采用诗词语言，写得极为出色，这与古文的进步有很大关系。其中，张允和能够演唱并且表演昆曲。后来俞平伯进行《红楼梦》研究而遭到批判。1956 年，我们从上海来到北京，俞平伯提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。在旧社会，爱好者们聚在一起，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比较高尚的娱乐，能够增加生活的意义。起初是俞平伯担任社长，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不允许再搞了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俞平伯不愿意再担任社长，于是大家推举张允和担任社长。昆曲研习社现今依然存在。社长是张允和的学生欧阳启名，她是欧阳中石的女儿。欧阳启名遭遇不幸，中学毕业之后，由于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，不被允许进入大学，所以她只得去从事修表的工作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她凭借朋友的介绍前往日本读书数年，之后回到国内，在首都师范大学任教。我是昆曲会的会员，我不太积极，但每次开会我都会到场。张允和积极参与研究工作、演出以及编辑等事务，我去陪伴她。

张家的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中创办了一份名为《水》的家庭杂志，这只是供亲戚朋友自己消遣着玩的。这份杂志后来停办了，过了很多年，在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，她想要复刊，同样也只是在家里玩玩而已。复刊之后，叶稚珊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来讲述这个事情，她说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刊物。她一写，大出版家范用就想要看看，一看之后觉得这件事很不寻常，之后就出版了《浪花集》。《浪花集》由张允和与张兆和编辑。她们还未等到此书出版便已离世。颇为巧合的是，我的老伴在九十三岁时离世，而张兆和比她小一岁，在第二年也迎来了九十三岁并离世。我为这本书撰写了后记。

流水式的恋爱，没有大风大浪

我和张允和相识到结婚的这八年时间，可分为三个阶段。其一，只是普通的往来，且主要地点在苏州。其二，到了上海后开始交朋友，但尚未达到恋爱的程度。其三，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任教，而她原本在上海读书，恰好遇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开战，致使苏州到上海的交通陷入瘫痪，于是她便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。在杭州的一段时间，就是恋爱阶段。

我和她先是成为朋友，接着发展为恋爱关系，最后步入婚姻殿堂。这一过程可以说是很自然，也很巧合。起初我们都在苏州，之后我到上海读书，她随后也来到上海读书。更巧的是，后来我到杭州，她也到了杭州。我们经常在一起，慢慢地、自然而然地发展着感情，不像现在那种“冲击式”的恋爱，而是“流水式”的恋爱，没有大风大浪。

她们家与我们家距离不算远，她们家与学校是相连的。一早我们就去她们家玩耍，所以她们的家长在一早的时候就已经见过我了，并非是特意去拜访的。

她的父母对我很友善。她的父亲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开明的，他主张儿女恋爱自由。很多人用旧的方式到她家说亲，然而他的父亲却说：“婚姻由他们自己决定，父母不会干涉。”他的父亲的思想在当时极为先进，这是受到了蔡元培等人的影响。

他的学校办得很不错，并且受到了蔡元培他们的影响。他的学校秉持着自由主义的理念，对于请来的老师，只要其教学水平高，就不会在意其政治背景。当时，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了，然而他对此并不在意。

我们的恋爱真正开始于杭州。在苏州和上海，我们只是朋友。起初，我的一个姐姐在上海教书。于是，我给张允和写了一封信，我记不清信的具体内容了，大概是她们家让我姐姐给她带一些东西，我写信大概是询问她是否收到了这些东西。

是一封很普通的信。我们本应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收到这第一封信时，她很紧张，便与一位年纪较大的同学商量。那同学一看，觉得这信很普通，若不回他反而不好，于是就开始通信。那封信，既可以说是有意写的，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，一切都很自然。

认识张允和之后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较为稀少。原因在于我读书的学校与她读书的学校不同，并且我在工作时她仍在读书。然而，从前的假期时间很长，暑假时我们都在苏州，经常一起玩耍。尤其在杭州，我在工作，而她在那里读书。

杭州地域较小且便捷，周边环境良好。我们在周末前往西湖游玩，因为西湖很适合谈恋爱。后来杭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原来的庙规模极为宏大，在古代庙就如同旅馆一般。《西厢记》里，相国夫人及其家人住在庙里，庙里的招待十分周到。庙既是谈恋爱的场所，也是看戏的地方，还是社交的地方。佛教能够兴盛，是与社会紧密结合的结果。

她时常给我讲述读书的相关情况。她的读书时代稍晚于我，所以相对我而言更为自由。老师鼓励学生自主读书，她读了很多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，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较为显著。然而在另一方面，她也受到了昆曲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。

音乐方面，她钟情于中国古代音乐，而我则喜爱西洋音乐。在她大学尚未毕业之际，我已然毕业，时间大约在 1927 年或 1928 年。当我与她结交朋友后，夏天之时邀请她前往上海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。地点是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，每人一个躺椅，躺着聆听。那票价颇为昂贵，一张票需两个银元。她在躺椅上躺了许久后便睡着了。

这是一则笑话。她对于西洋音乐的兴趣不如我，而我对于中国音乐的兴趣不如她。婚后，她会去听中国音乐，而我则会去参加西洋音乐的相关活动；她会去参加西洋音乐的活动，而我则会去听中国音乐。

她所处的时代比我所处的时代更加自由开放。她是中国第一批进入大学的女子。张允和自幼就学习风琴，在那个时期，早期还没有钢琴。

我的姐姐喜爱图画。我的大姐姐毕业于日本美术学院，她的图画很出色。然而我没有学习图画，我在学习拉小提琴，我不想成为小提琴家，只是觉得学着好玩，学了之后再听小提琴就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。

在日本，我跟随一位老师学习小提琴。这位老师要求我每天拉四个小时。我对老师说：“不行呀，我只是业余玩玩的，我还有自己的专业要忙，没有太多时间。”我并不想在音乐方面花费过长的时间。

我在和张允和谈恋爱的时候，社会上已经开始提倡自由恋爱了。尤其是张允和的父亲，他完全采取了自由化的态度。然而，当时的恋爱情况与现在不同，那时候和女朋友一起出去，两个人还需要保持一段距离，不能勾肩搭背，显得比较拘束。一种社会风气的改变，是需要慢慢地、一步一步地进行的。

举案齐眉

结婚前，我给她写信，告知她我很贫穷，担心无法给她带来幸福。她表示幸福需要自己去争取，女人应当独立，不能依靠男人。她那时的思想较为开明。

我们不久后在上海举行了婚礼。在四姐妹中，她是最早结婚的。我们在上海的婚礼较为简单，倡导结婚不要随意挥霍钱财。有一位亲戚很有钱，结婚时花费了大量钱财，我们对此表示反对。当时结婚免不了要请客，于是我们选择了上海青年会，那里请客既简单又便宜。我和张允和的婚礼，我母亲参加了，而我父亲没有去。

我们主要住在上海，除了去日本留学的那段时间。她们家在苏州，不过她父亲常到上海来。她父亲比较有钱，常在一个旅馆租两间房子。家里人经常来上海，因为上海星期六有好的戏，所以经常到上海看戏。婚后，我的工作较为紧张。我在大学教书，并且还在银行工作。银行界晚上的宴会特别多，而我一概不参加这些宴会，因为晚上我要准备功课。上一个小时的课，就需要花费六个小时来准备。

她婚后的主要工作还是教书。她具备写文章的天然才气。当年报纸邀请她编副刊，她有一篇文章传播得较为广泛，那就是《女人不是花》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女性的工作机会还很少，机关里有一位女职员被称作“花瓶”。编副刊是她的副业，她把写文章当作一种兴趣。我认为，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，只要没有兴趣，就很难做好。兴趣具有推动作用。一个人必然会对某些东西感兴趣，比如小孩子吃奶，这就是他的兴趣；小孩子玩耍，这也是他的兴趣，且这种推动力量较为强大。兴趣有时是盲目的，有时是有目的的。当把兴趣运用起来后，就会更清楚工作的意义，如此一来，工作就会做得更出色。

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从未吵架，原因是我们的亲戚常向保姆打听这事。实际上我们也会吵架，只是吵架时不会高声谩骂，不会让保姆听见，也不会持续闹几个小时，通常两三句话就吵完了。并且，我们吵架通常不是因为两人自身的问题，而是由于其他人的问题。确实，我们的婚姻生活很和谐。到了北京后，直至我老伴离世，我们每天上午 10 点会喝茶，有时也喝咖啡，还会吃些小点心。在喝茶之时，我们俩会“举杯齐眉”，这既有几分趣味，更是彼此相互敬重的一种体现。下午三四点的时候，我们依旧喝茶，并且继续“举杯齐眉”。当有朋友来到家中，尤其是记者，看到我们“举杯齐眉”，都觉得十分有趣。而这对家庭和谐起到了作用。还有，我们坚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：“不要生气！”有许多人询问我们长寿的方法，我们思索不出什么道理，然而我们坚信不要生气。因为，外国有一位哲学家说：“生气是凭借着别人的错误来惩处自己。”这是完全正确的。例如，夫妇俩因为孩子而生气，孩子仅仅做错了一点事情，就大动干戈，实际上这就是在惩罚自己。我们认为这个话很有道理。所以，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，好像是很平坦的。

我在儿子周小平的教育上花的工夫最少。他就读于苏州最好的小学，在上海读的中学也是最好的，大学是北京大学，之后到科学院工作。原本我打算让他去美国读书，可那时还没解放不能去，后来科学院派他去苏联读书，之后中国开放了，他又到美国最好的气象研究所待了一两年。我对他的帮助不大，他搞科学，而我不懂科学。

我对孙女周和庆深感遗憾。我们曾将她带到小学一年级，然而随后“文化大革命”降临，小孩便离开我们去到她妈妈那边。因为我们被视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而遭受冲击，小孩在我们身边诸多不便。自此以后，她深受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响，不再受我们的影响，我们也无法对她进行指导。

四姐妹

大姐张元和与我们相比，她的情况较为曲折。她在上海读大学，人长得漂亮，读书也很出色，是大学里的“校花”，备受追捧，再加上张家的地位，这对她的婚姻很不利，一般的男孩子都不敢去追求她。因此，她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朋友。后来，张元和非常喜爱昆曲，擅长演唱和表演，而顾传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昆曲演员。张元和因喜爱昆曲而结识顾传。顾传想要追求她，然而她却不敢接近顾传，原因是当时演员的地位十分低下。因此此事拖延了许多年，直至抗日战争时期，他们才在上海结为夫妇。

我们有一个亲戚很有钱，他是上海某银行的董事长。这位大银行家还是考古家，在上海拥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，房子的最高一层放着他的古董，这些古董中最重要的是甲骨文。我与张允和结婚后前往上海拜访这位老长辈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我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，在大学任教，所以他很看重我。张元和与顾传结婚后一同去看望他，然而他却不见，这使得张元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此例表明，在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，由于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且看不起演员，所以张元和结婚较晚。后来，大姐姐和大姐夫在解放之后前往了台岛。

三妹张兆和在由胡适担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就读，沈从文在此处任教。沈从文对张兆和展开追求，给她写了诸多情书。张兆和一封情书都未看，并且生气了，她拿着那些信向胡适告状，称沈从文是她的老师，却给她写这样的信。胡适的想法与张兆和不同，他说：沈从文尚未结婚，因为倾慕她才给她写信，这不能算作错误。那是一个时代，思想在转变。这里有很古老的思想，也有很新的思想，它们同时存在着。胡适曾说：我是安徽人，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，倘若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谈结婚的事，我也愿意。然而，张兆和对此极为生气，便离开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渐渐和好了，之后还结了婚。他们结婚之后，相处得也很不错。我们这一生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经历了很大的波折，能够拥有这样的婚姻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。

张兆和与沈从文在北京结婚，我们无法参加，因为不在一个地方。那时风气变化迅速，大概到他们结婚之时，相较于我们的结婚，更加现代化且更为简单。我们结婚之后打算前往日本，连嫁妆都不购置。

小妹妹张充和在北京大学与外国老师傅汉思相爱，傅汉思是德裔美国人。沈从文家位于北京，张充和在北京大学，每逢星期六她就会前往姐姐家。她的老师也会到沈从文家。傅汉思致力于研究中国汉代的赋，并将汉赋翻译成英文，翻译得极为出色。他还研究古代希腊文，在北京大学教授希腊文。张充和与傅汉思二人后来产生了恋爱之情。他们的婚姻举行得十分简单，婚后不久便前往了美国。

今天有四对夫妇，顾传、张元和、张允和、沈从文、张兆和、傅汉思都离开了我。其中张充和仍生活在美国。张充和接受的传统教育最为丰富，她是一位书法家。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，却很喜欢张充和，于是将她过继过来。叔祖母聘请一流的国学家来教导张充和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要高。2004 年 10 月，她回到国内，在北京和苏州举办了个人书法绘画展览。

“周百科”,连襟沈从文给我起外号

沈从文很了不起，他连小学都没毕业。我们亲戚家的小孩小学毕业了，跑去告诉他：“我小学毕业了。”他说：“真不错，你小学毕业了，而我小学还没毕业呢。”我们在上海，他们在北京，因此有人讲笑话，说沈从文是京派，我是海派。后来解放了，我来到北京，这样就常常能和沈从文在一起了。

1955 年我抵达了北京，沈从文也在京城。于是，我们时常有往来。然而在解放前，由于我身处国外，所以和他几乎没有往来。沈从文是个颇为“特别”的人，他出生于湘西凤凰，如今那里都较为闭塞，更何况当年。不过他家是世代书香门第，后来逐渐走向衰败。他小时候阅读了大量的古书，可却连小学都未能毕业，为了寻找工作维持生计，他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。当时军队的经济状况不佳，他将箱子当作桌子，在上面进行书写。在“五四”那个时期，北京和上海出版了大量的译著，尤其是外国小说，这些译著引发了沈从文极大的兴趣，并且使他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。之后，他想方设法进入了北京，实现了“乡下人进城”的转变。然而，他的了不起之处在于，他凭借自我学习，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就。他未曾进过新式学校，也不懂英文和法文。然而，他大量地阅读了法国译著，并且他自己所写的小说很有法国小说的那种味道。

沈从文有一点很了不起。解放后，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“粉红色文人”。由于沈从文与胡适关系良好，而胡适当年被贬低得毫无是处，所以沈从文也受到了牵连。他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担任解说员，别人都以为他会不高兴，但他一点都不在意。他说：“我正好有这个机会能接触到那么多古董！”之后，他开始研究古代服饰，后来写成了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这证明了沈从文度量很大，并且没有一点架子，这是他了不起的一个方面。倘若沈从文能够多活两年，那么很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沈从文跟我开过一个玩笑，说有“周百科”。改革开放时期，中美两国要开展文化合作工作，其中一项是翻译美国的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。原本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是英国的，由于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东西都卖给了美国，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也在其中。

我们翻译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，当时国内的购买力水平很低，二三十本都无力购买。于是将其压缩成了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。到了 1985 年之后，又开始扩大翻译工作。在中国方面，有刘尊棋、钱伟长和我三个人参与；在美国方面，有三个人。六个人共同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。这样一来，别人就更爱跟我开玩笑，叫我“周百科”。这个外号就是由此而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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